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领袖，终其一生，都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不解情缘，而对于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文化，他不仅从小就有接触、认知，其后更披阅佛经，精研义理，对佛学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表示出浓厚的兴趣，且时出惊人之语，令世人自叹弗如。
上世纪三十年代，在延安窑洞，头戴红军八角帽的毛泽东与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•斯诺娓娓而谈。忆及少年往事，他回忆说：“我母亲信佛很虔诚。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，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。九岁的时候，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父亲信佛的问题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，可是没有成功。他只是骂我们，在他的进攻之下，我们只好退让，另想办法。”
母亲信佛对毛泽东产生重大影响
少年毛泽东对佛的信仰质朴而真诚，并将之作为一件重要而神圣的事情来看待，显然，母亲的信仰对毛泽东产生了重大影响。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农村佛教女性信众，虽然不识字，不能谈经论道，但她一心向善，虔诚信佛，持诵阿弥陀佛暨观世音菩萨名号，未尝一日稍辍。白居易有诗云：“行也阿弥陀，坐也阿弥陀。纵使忙似箭，还是阿弥陀。”这正是千百年来，广大净土法门信众的日常修持。
文七妹的虔诚信仰，连同佛教文化中的诸多价值观念、道德观念深深积淀在她的内心和生活中，成了她为人处世、待人接物的行为准则。她慈悲大度，心地善良，博施广济，严已宽人，乡里四邻，无不夸赞。由于先前夭折过两个孩子，文七妹生下毛泽东后，为了让他顺利长大成人，她四处求神拜佛，恳请佛、菩萨慈悲加持，保佑毛泽东，甚至虔诚发愿，吃起“观音斋”。母亲的影响是巨大的，童年、少年时的毛泽东耳濡目染，也成了一名虔诚的小信众。母亲生病时，他也到处求神拜佛，祈求佛祖保佑，而每逢年节，向观世音菩萨顶礼膜拜更是他不可或缺的“功课”。
1919年10月，母亲突然病逝，时年25岁的毛泽东正在长沙主编《湘江评论》，惊闻噩耗，五内俱焚的毛泽东星夜赶回湘潭老家韶山冲。他守在母亲灵前，一灯如豆，慈母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如在目前。毛泽东悲痛之余，挥毫写下一篇哀恸感人的《祭母文》，对母亲的慈悲情怀寄予了深深的思念：“吾母高风，首推博爱。远近亲疏，一皆覆载。恺恻慈祥，感动庶汇。爱力所及，原本真诚。不作诳言，不存欺心。整饬成性，一丝不诡。……病时揽手，酸心结肠。但呼儿辈，各务为良。又次所怀，好亲至爱。或属素恩，或多劳瘁。小大亲疏，均侍报赉。”
不久，毛泽东写信给好友邹蕴真说：世界共有三种人——损人利己的人；利己而不损人的人；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，而他母亲就属于这第三种人。毛泽东所推崇的以其母亲为代表的“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”，恰恰体现了大乘佛教所倡导的“慈悲喜捨”、“舍己度人”的人格魅力与思想境界，这与毛泽东日后大力提倡的“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”的精神又何其相似！
清末民初的思潮，使毛泽东受到佛学熏陶
从晚清到民国初年，中国文化思潮的走向呈现出积极探讨和研究西学与佛学的鲜明特色。当时的一流学者及学术领军人物如龚自珍、魏源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章太炎等等，重新肯定了佛学所蕴含的丰富思想价值及其救世拯民的现实意义。潮流所至，诚如梁启超所言：“晚清所谓新学家者，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，……学佛成为一种时代流行。”“吾师友多治佛学”。
在此种社会文化氛围中，深受文化思想界精英人物梁启超、谭嗣同影响的青年毛泽东，自然而然地受到了佛学思想的熏陶。据有关资料披露，当时毛泽东阅读过一些重要的佛学典籍，并进行了研究，对佛学之缘起性空及慈悲、平等等教义颇为认同。
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后的一段历史时期，毛泽东很快便投身于紧张、繁忙的革命斗争实践，显然无暇顾及对佛学的进一步研究，但他仍关心着佛学与佛教的方方面面。在延安时，有一天，毛泽东和他的随身卫士李银桥出去散步。毛泽东说：“我们去看看寺庙好吗？”李银桥说：“有什么看头，都是些迷信。”毛泽东说：“片面，片面，那是文化，懂吗？那是名胜古迹，是历史文化遗产。”正是在这次不经意的谈话中，毛泽东最早将佛教及其寺院与文化联系在一起，谁也没想到的是，这一命题的提出，竟给其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勃然而兴的佛教文化热，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尤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初，毛泽东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佛学及其研究工作，这一时期也就成了他研读佛经最多的时期。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回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时说：“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，如《金刚经》、《六祖坛经》、《华严经》，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，毛泽东都读过一些。对于禅宗的学说，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。《六祖坛经》一书，毛泽东要过多次，有时外出还带着。哲学刊物上发表的讲禅宗哲学思想的文章，毛泽东几乎都看。”
他老人家对佛教的礼赞是：
1“在古代，佛陀传扬恢弘的教义，保佑普天下之太平无恙”。
2“……鸠摩罗什对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有功劳。”
3“我不大懂佛经，但觉着佛经也是有区别的。有上层的佛经，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，如唐朝时六祖惠能的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”。
4“惠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，创顿悟成佛说，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，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。因此，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，也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”。
毛泽东对释迦牟尼和六祖慧能的赞扬是由衷的
早在建国之初，毛泽东和达赖喇嘛谈话时，对佛祖释迦牟尼和佛教教义就有着非常正面的评价。他指出：“我们再把眼光放大，要把中国，把世界搞好，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。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，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抑的人讲话。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，他不当王子，出家创立佛教。因此，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，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。”
1959年10月22日，毛泽东与十世班禅大师有一次非常生动和精彩的谈话。谈及释迦牟尼和六祖时，毛泽东风趣地说：“从前，释迦牟尼是个王子，他王子不做，就去出家，和老百姓混在一块儿，做了群众领袖。我不大懂佛经，但觉得佛经也是有区别的。有上层的佛经，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，如唐朝时六祖佛经《法宝坊经》(即《六祖坛经》)就是劳动人民的。”在毛泽东的心目中，释迦牟尼与六祖慧能大师可亲可敬，他对他们的赞扬是由衷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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